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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灵隐寺


时间:2013-01-19    来源:菩提之夏    次关注    参与讨论

位于西湖灵隐山麓的灵隐寺,为杭城最早的古寺,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,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(326年),距今已有1670多年了。

灵隐寺的创建,颇具传奇色彩。印度僧人慧理从中原云游入浙,登临灵隐山时,见山中一峰似曾相识,说:“此乃天竺灵鹫山一小峰,不知何代飞来?佛在世日,多为仙灵所隐。”遂在飞来峰下卓锡建寺,连建五刹:灵鹫、灵隐、灵山、灵峰、灵顺。除灵隐之外,其他四寺或废或更,均已不存。寺院初创之际,佛法不盛,一切禅林规制,初具雏形。僧不甚众,游客清淡,香火寂寥。所以刘宋智一法师住持时,因寺院法务清淡,有足够的时间来啸聚群猴, 自称猿父,与之玩耍竟日。

到了南北朝时,佛界喜得福音,门阀士族竭力提倡佛教,信奉佛法,广建浮屠。当时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等都大力推崇佛教。梁武帝天监三年(504年),萧衍下诏“舍道归佛”,将佛教奉为国教,随即大兴土木,建寺立塔。一时间,佛刹林立,出现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之盛况。杭州为南朝属地,自然就出现了不少佛寺。古人云:上有所好,下必从之。皇帝爱佛教,便会到处见到寺院,听到梵呗钟声。当时,在杭州,就建有天真寺、净空寺、东林寺、建国寺、发心寺、孤山寺等,还有许多俗家居士,舍宅建寺,供奉香火。灵隐寺也得到了梁武帝的青睐,赐田扩建,规模粗具,香火渐盛。不过,这样的好时光不长,至北周武帝年间(561-578年),一度宣布废佛,并下令僧徒还俗,焚烧法器佛典,将寺庙充作公产。尽管这次法难对北方寺院打击很大,南方寺院稍好,但也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。有些胆小的僧人,风闻法难之声,便悄悄溜走,还俗的还俗,隐居的隐居,致使灵隐寺陷入冷落荒寂之中。

隋文帝仁寿二年(602年),隋文帝不但恢复佛教,还派僧人慧诞法师来杭弘扬佛法。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与莲花峰之间的栈道,建神尼舍利塔(后倾圮)。到了唐代,灵隐寺宇已具相当规模。唐朝茶圣陆羽的《灵隐寺记》载:“晋宋已降,贤能迭居,碑残简文之辞,榜蠹稚川之字。榭亭岿然,袁松多寿,绣角画拱,霞晕于九霄;藻井丹楹,华垂于四照。修廊重复,潜奔潜玉之泉;飞阁岩晓,下映垂珠之树。风铎触钧天之乐,花鬘搜陆海之珍。碧树花枝,舂荣冬茂;翠岚清籁,朝融夕凝。”

陆羽,唐肃宗时人。当时他为了撰写《茶经》,考察茶山,曾寓居过灵隐。他还写过《二寺记》:“南天竺,北灵隐,有百尺弥勒阁、莲峰堂、白云庵、千佛殿、巢云亭、廷宾水阁、望海阁。”可以说,陆羽的记载是非常可信的,当时,灵隐寺的规模已非常了得。寺宇的规模一大,天下高僧云集。唐长庆时(82l-824年),灵隐寺僧道峰专修“华严宗”,他常在灵隐寺本山和杭州各寺之间讲经说法,信徒甚众。据白居易《华严经社石记》载:唐长庆二年(822年),道峰在龙兴寺开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时,听众达数千人之多,盛况空前。

华严宗也名“贤首宗”,以其创始人唐僧法藏受赐“贤首”之号,故名。该派以《华严经》为主要经典,认为佛教由浅入深可分五个层次:小乘(即声闻小乘教)、始教(即大乘初阶)、终教(即大乘终阶)、顿教(顿超顿悟法门)、圆教(圆满无缺无碍之理沦)。又以“六相”、“十玄”、“三观”作为基本思想。阐发了《华严经》有关“法界缘起、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、无尽圆融”的教义,并以“圆融无碍”作为最高的认识境界。该教融入儒、道思想,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。当时的灵隐、天竺诸寺,皆奉华严宗,一时间,宗风甚炽。

继北周武帝毁佛之后,唐会昌五年(845年),发生了佛教史上再一次大规模的“会昌法难”事件。唐武宗力主排佛废佛并禁佛。灵隐寺噩运难逃,寺毁僧散,钟寂烟灭。其后,稍作恢复,然一时难成气候,仅延香火而已。到了吴越王钱镠时,情况大有改观。相传,钱氏寒微之时,初奉道教,后遇高僧法济,对他说“他日独霸吴越,当须护持佛法。”并劝他:“好自爱,他日贵极,当以佛法为主。”他对法济禅师十分尊重,“见必跪拜,檀施丰厚,异于常数”。法济圆寂时,他亲自撰写赞词并亲执丧礼,追谥为“建初兴国大师”。临终时,钱氏又告诫他的儿子:“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,自此发迹,建国立功,故吾常厚顾此山焉!他日汝等无废吾志。”于是,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“信佛顺天“之旨,使得杭州城乡,遍布寺院。寺与寺之间,梵音相闻,僧众云集。据史书记载:“吴越国时,九厢四壁,诸县境内,一王所建,已盈八十八所,含十四州悉数数之,不胜举目矣。”吴越寺庙“倍于九国”,扩建创建的寺院有史可据的就有二百余所。在杭州的历史上,吴越时期,吴越王“以有土有民为主,不忍兴兵杀戮”,保境安民,休兵乐业。清明向上的“吴越之治”,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。吴越时期的摩崖石刻,佛像塑造、佛经雕刻特别丰富,寺宇园林、佛塔经幢随处皆有。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,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,灵隐寺再一次佛光重现。后汉天福十二年(947年),吴越王钱弘仿曾扩建灵隐寺为九楼、十八阁、七十二殿。一时间僧众三千之多,常有异邦僧侣前来取经。后周显德七年(960年),他又从奉化请来高僧延寿主持灵隐寺,新建僧舍五百余间,建石幢二座。东建百尺弥勒阁,西有祗园,共有殿宇房舍一千三百余间,廊庑曲折萦回,自山门左右连接方丈,称寺为“灵隐新寺“。从宋初文学家罗处约的《重修灵隐寺碑记》可以看出,那时的灵隐寺建筑精美,环境清幽,内部装饰非常华丽,寺容极为庄严。苏东坡《游灵隐寺》一诗中有“高堂会食罗千夫,撞钟击鼓喧朝晡“之句,可以想见灵隐寺在那时的空前盛况。唐人司空曙《灵隐寺》曰:

春山古寺绕烟波,石磴盘空乌道过。
百尺金身开翠壁,万龛灯焰隔烟萝。
云生客到侵衣湿,花落僧前覆地多。
不与方袍同结足,下归尘世定如何。

诗中的“百尺金身”与“万龛灯焰”,足以说明当时灵隐寺寺容之伟,规模之大。文人雅士纷至沓来,与僧侣结成方外之交。身处尘世久了,身心疲惫不堪,偶尔到寺院走一走,便会像白居易说的那样“我来恍入金天界,三伏蒸炎半点无”,宋戴复古也有“生无适俗韵,老欲结僧缘”之句,颇能道明世俗中人暂避尘世之想与偶得清静之望。

宋真宗景德四年(1007年),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。天禧五年(1021年),真宗赐名“景德灵隐禅寺”。皇室对灵隐寺非常重视,仁宗天圣二年(1024年),章懿太后赐脂粉钱九千五十四贯给灵隐寺,作为修茸寺庙之用。后又因灵隐寺斋僧施粥的需要,于天圣八年(1030年),将位于杭州、秀州(今嘉兴)两地良田一万三千余亩,赐与灵隐寺作为庙产。景佑二年(1035年),住持延珊将凿制于开宝二年(969年)置于吴越王家庙奉先寺(现已废)的经幢两座移至灵隐寺天王殿前。皇佑元年(公元1049年),赐御绣《观音心经》二卷、《回銮碑》及飞白黄罗扇等御用之物。庆历年间,丞相韩琦、参政欧阳修等奏赐契嵩所著书《传法正宗定祖图》、《传法正宗记》、《传法正宗论》三书(合称《嘉佑集》)和《辅教篇》等入藏。宋仁宗准奏下旨传法院编入《藏经》,并赐契嵩“明教大师”的称号。契嵩是北宋云门宗的名僧,主张融合儒释两教,以佛教“五戒”、“十善”会通儒家的“五常”。他著有《原教论》一书,竭力反驳排佛者,以“原教论明,儒释一贯”的立论,来维护和阐发佛教教义,强调佛儒两家都以“教人为善”为宗旨,“相资善世”,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敬重。自此之后,灵隐寺名闻遐迩,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。当时的灵隐寺已成天下禅宗圣地。苏轼任杭州知事时,政暇之际,常到灵隐寺休闲赋诗,不但将白居易所书“冷泉”两字之后补上一个“亭”字,还写了许多有关灵隐寺的诗句,其中《留题灵隐寺方丈》一诗,描绘了当时灵隐寺晨钟暮鼓、香火鼎盛的寺庙盛况:

溪山处处皆可庐,最爱灵隐飞来孤。
乔木百丈苍髯须,扰扰下笔柳与蒲。
高堂会食罗千夫,撞钟击鼓喧朝晡。
凝香方丈眠氍毹,绝胜絮被缝海图。

南宋建都临安(今杭州)。宋高宗为保皇位,偏安东南一隅,不思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徽、钦二帝,却大力宣扬他的“孝道”,将一些名刹梵宇改为祀庙斋宫,把净慈寺改名为“报恩光孝禅寺”。并于绍兴五年(1135年),将灵隐寺改为“灵隐寺崇恩显亲禅寺”。高宗和孝宗时常到灵隐寺进香,闲暇之际,挥洒翰墨。宋理宗把显亲禅寺原有的大雄宝殿改名为“觉皇殿”,另外赐书“妙庄严域”四字。宋宁宗嘉定年间(1208-1224年),评定浙江禅院,径山为第一,灵隐次之,净慈又次之,宁波天童寺又次之,阿育第五。宋孝宗乾道三年(1167年)二月,诏令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于禅寺。乾道六年(1170年),赐灵隐寺住持慧远号“佛海禅师”。乾道八年(1172年),宋孝宗亲临灵隐,宣慧远奏对,又赐号“瞎堂禅师”,改法堂名为“直指堂”,又赐瞎堂禅师“直指堂”印。

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,灵隐寺仿净慈寺建“田字殿”,塑五百罗汉。一时间,杭嘉湖地区盛传“数不清的灵隐罗汉”。在元一代,共90余年,灵隐寺有建有毁。元武宗至大元年(1308年),宋理宗赐号的“觉皇殿”蠹朽倾颓,由寺僧慈照、住持正传与平章张缔重修,历时四年,于元仁宗皇庆元年(1312年)竣工落成。元顺帝至元四年(1338年),竹泉法林禅师自净慈寺迁往灵隐,一度宗风甚炽,朝廷授其金斓衣。不久,因他长期云游会稽山中,行院具疏奏请朝廷下旨并多次请他回归灵隐。他勉强答应住了三年,就退居了幻庵。元顺帝至正十九年(1359年),寺毁于兵火,损失惨重。尽管住持辅良于至正二十三年(1363年)重修,但仅建了方丈室与伽蓝堂,灵隐寺的盛况已不再,曾经有过的“食罗千夫”、“撞钟击鼓”的盛况已成过眼烟云,灵隐寺的衰落于元代初露端倪。

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是一介僧人,所以朱元璋定都金陵(今南京)后,就诏今天下举荐佛门高僧,召开了“无遮大会”。灵隐寺为江南名刹,自然派了不少僧人前往参加。洪武三年(1370年),明太祖把灵隐寺住持见心复来召至京说法,轰动朝野,四众归敬。明太祖亲封他为“十大高僧”之一,授以金斓袈裟,并命他撰“正心”、“崇本”、“观道”、“敬贤”四箴。后因胡唯庸案牵连而被下狱杀害。

明代初创之时,崇尚佛法,不久,就以整顿为名,对各寺庙采取种种限制的措施。灵隐寺僧怕“法难”惨剧再一次降临,便主动把宋时朝廷所赐的杭、秀(今嘉兴)两州庙田一万三千亩交还朝廷,以免灭顶之灾。灵隐寺僧的这种做法,深得明太祖赏识,所以他把其中的部分田地赐还给灵隐寺。洪武三年,灵隐寺失火,损失较重。洪武十七年(1384年),住持慧明重建了觉皇殿,改寺名为“灵隐禅寺”。因一时资金不足,佛殿内的佛像直到永乐元年(1403年)才增塑完毕,由僧善才募施装修大佛诸天及诸供具。觉皇殿总是多灾多难,至宣德五年(1430年),觉皇殿再次毁于火。宣德七年(1432年),由住持昙缵建左右翼门和面壁轩,继由住持良阶重建觉皇殿。据说,殿中有丈余长的拜石,刻有花卉鳞甲文,工巧如画,精美异常。但整个殿宇,部分堂室已圮废糜朽,旧观实难重现。

明正统十一年(1446年),寺僧弦理建直指堂,堂额为张即之所书。这时,寺内已恢复建有弥勒阁、莲峰阁、千佛殿、延宾水阁、望海阁及白云庵、松源庵等,稍具旧时规模。隆庆三年(1569年),灵隐寺全寺均毁于雷火,仅剩直指堂。其时正值海寇纷扰,无暇顾及,寺僧德明等欲图复兴,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万历十年(1582年),才由吏部尚书张瀚、司寇陆光祖等迎如通法师做灵隐住持。至即讲经,信施颇丰。万历十一年(1583年)冬开始重修灵隐寺,历五年而成。大殿仿唐而建,用平头柱四十八,石柱十六,改觉皇殿为“大雄宝殿”。寺成后,如通禅师“开讲说法,士庶云集”。万历十八年(1590年),如通又和僧祓秽重建理公塔,并在正殿塑五百罗汉涌壁。在弥勒阁旧址建三藏殿,其后为直指堂、方丈室。方丈室左为妙应阁,右为选佛斋,张瀚为之撰记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由司礼监孙隆进行修葺,并在三藏殿中置轮藏以奉藏经,计六百三十八函。轮藏之左为药师灯藏,计四十九灯;轮藏之右为水陆像藏,共一百二十五轴。到了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灵隐寺又遭灾祸,全寺失慎于火,除大殿、直指堂等殿幸免于难外,其余悉付祝融之口。其时,昭庆寺与上天竺也焚于火,似乎那段日子,祝融氏心情十分恶劣,大有“逢寺便吐火舌”的味道。

灵隐寺到了明末清初,已成一“苔寮藓壁”的破败惨状。那时,灵隐寺建立了“房制”,共有二十四房。“房制”就是把各院落分作私人产业,一切收支及招收僧徒等事,外人不得干预。灵隐寺住持,由各公房推选,看上去俨然成了一个部落,世俗之味浓重,而道风自然就无从谈起了。各房除了公事,其他的事都自顾自的,谁也无心修复寺院殿堂。当时的住持是豁堂禅师,他自幼在灵隐寺出家,受戒后,遍参名师,得法于三峰法藏禅师,由各公房推举当了住持。他把自己的方丈称作“破堂”。面对满寺零落残败、风雨飘摇的凄凉景象,豁堂禅师自知难以使灵隐寺起死回生,便请在扬州弘法的深交具德和尚来重兴灵隐古刹。

具德和尚法名弘礼,是三峰法藏法师的嫡嗣,天童密云法师的法孙,为临济宗三十二世,不管到哪儿开堂说法,均受到僧众信徒的欢迎。《灵隐寺志》载:“道风广被十座道场,位下法从动以千计。”清顺治六年(1649年),具德和尚仔细地核查了明末如通和尚修造灵隐寺旧籍,共花银八万两。而到具德和尚时,工料价格倍增,没有百万银子下不来。众僧竭力反对。具德和尚力排众议,历尽千辛万苦,花了十八年,终于使灵隐寺面貌焕然一新。灵隐寺大雄宝殿上梁之日,前来观看的人达十多万! 《灵隐寺志》载:“自建造以来未见若斯盛者也!”

具德和尚修复后的灵隐寺规模非常之大,共建成“七殿”、“十二堂”、“四阁”、“三楼”、“三轩”等。

七 殿: 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轮藏殿、伽蓝殿、金光明殿、大悲殿、五百罗汉殿。
十二堂: 祖堂、法堂、直指堂、大树堂、东禅堂、西禅堂、东戒堂、西戒堂、斋堂、客堂、择木堂、南鉴堂。
四 阁: 华严阁、联灯阁、梵香阁、青莲阁。
三 楼: 响水楼、看月楼、万竹楼。
三 轩: 面壁轩、青猊轩、慧日轩。
 

另外,还仿净慈寺建有“五百罗汉殿“,也称“田字殿”,共五十四间,建于西禅堂下。《湖山便览》卷五记载:“法像小于净慈,而完好过之。”除此以外,尚建有双桂室、香积厨、圃室,浴室、各寮房公所等。同时,寺里寺外,广植树林,称为“玉树林”。梵宫庄严华丽,时誉“东南之冠”。具德和尚惨淡经营十八年,使得灵隐寺“法席一新,建置甚盛”。《灵隐寺志》称:“虽曰重兴,实同开创。”王益朋在《重修灵隐寺碑记》里盛赞灵隐寺:“钱塘三百六十寺,未有先此者也。”后人评说灵隐寺历史,说“理公为祖,延寿为宗,具德中兴”,可见这三人名望均很高。具德和尚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,经过他的十八年努力,终于使灵隐寺的积弊尽除,禅风重振,时人皆称灵隐寺为“东南第一山”。不过,灵隐寺有这一天,还得感谢豁堂禅师,如果当初没有他慧眼识高人,把具德和尚请到灵隐寺来重整禅院,恐怕“东南第一山”的美誉还没这么早就能得到。

继具德和尚主持灵隐的是晦山和尚。据《灵隐寺志》载:晦山和尚具大才,未出家时,与吴梅村先生为同窗好友,文名甚著。明甲申(1644年)春,他听说李自成破京,崇祯殉国,就恸哭焚书,无意于仕途。《灵隐寺志》载曰:“以金刚王宝剑斩断葛藤,于千华老人处受具,于具德老人处传法印。”他曾当过几个大丛林的方丈,著《锻炼禅人说》十三篇,为诸方所钦仰。住持灵隐寺后,不改故常,建飞来峰碑坊、具德和尚慧日塔院、普同塔三座,以补未备。但晦山和尚的功迹尚不在此。他主要的功德在开示后人,得正法眼藏。《灵隐寺志》记载“每结制一七之期,必有数人省发正法眼藏之利益。学人有如此滹沱绝学,重开生面,以大展具老人未竟之绪,灵隐重兴,固不在殿宇鼎新已也。”意思是说,具德和尚因把主要精力花在重振灵隐寺的建筑上,而很少有时间去开示后人,而晦山和尚正好弥补了具德和尚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情,其功甚伟!

据《云林寺志》记载: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康熙帝南巡杭州时,驾幸灵隐寺。当时的住持是谛晖,请康熙皇帝题一块匾额。康熙亲书“云林”二字,灵隐寺遂改名为“云林禅寺”。之后,康熙皇帝在三十八年(1699年)、四十二年(1703年)、四十四年(1705年)又三至灵隐,均有记游诗文留下。

清雍正六年(1728年),由总督李卫重修大雄宝殿、天王殿及诸堂宇楼阁等。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六月初二日,颁帑金五百两,斋僧二千人。

乾隆初年,住持巨涛,嗣法谛晖,博涉群书,于佛学造诣颇深,为朝野所重。当时的光禄少卿扬州的汪应庚来游灵隐,与巨涛一见如故,捐资重修大雄宅殿及其他殿、堂、阁、轩、楼、亭等数十处,又补饰五百罗汉,修理合涧桥、龙泓洞、鹫峰径等,总共用去二万余两银子,从乾隆六年(1741年)十月至乾隆九年(1744年)十月,历时三年。

乾隆年间,乾隆帝分别在乾隆十六年(1751年)、二十年(1755年)、二十七年(1762年)三十年(1765年)、四十五年(1780年)、四十九年(1784年)六次驾幸灵隐,都有诗记游,刊刻于石,至今仍立在寺前碑亭之中。

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布政使徐恕及司道各府,因灵隐寺年久失修,捐款修葺。那时,全寺僧人五百余人,食用浩繁,又无田产,糊口之粮全向居民募化而来。因灵隐寺靠近天竺,故用天竺的香火钱来贴补灵隐斋粮的不足。这个办法得到朝廷核准,永远遵守。四十四年(1779年),因灵隐、天竺两寺同一住持,顾此失彼,难以兼顾,只得恢复分管旧制,至今天竺每年津贴灵隐斋粮银二千两。这个办法,直到民国以后才取消。

清嘉庆、道光两帝,对灵隐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与关心,曾拨款给灵隐,作为修复与兴建的费用。据载: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秋,灵隐寺毁于火。工程浩大,恢复不易,只得奏请朝廷,特赐帑金一万两重修。官员捐款一万一千两,加上富绅汪大临、金肇新等捐资,共得银十万七干两。当时的住持是仪谦,前前后后向浙西绅士募得银二万两左右。这次的修复工程,开始于清道光三年(1823年)的七月七日,竣工于八年(1828年)的四月十六日,共用银十三万七千余两,使得灵隐“还灵鹫之壮观,复名山之胜景”。十四年(1834年),阮元为浙江巡抚,对灵隐关照有加。他主持刻朱熹、翁方纲等集成,议藏灵隐,故建了“灵隐书藏”。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,对书籍加以编号,制订管理条例,并选寺僧玉峰、偶然两人按照所订条例来管理书籍,阮元亲自撰写“灵隐书藏”。灵隐书藏,内容丰富,有宋明教契嵩禅师的上堂槌,宝达的照佛镜、白沙床,宋孝宗赐的直指堂印,范仲淹所遗之床,秦桧赠送的斋僧锅,龙文拜石,沈周飞来峰图、灵隐山画卷,程嘉燧的冷泉亭图,李流芳的西湖卧游画册、冷泉红树图,宋天圣八年(1030年)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。另外,还有董其昌、密云、三峰、谛晖、巨涛、陈鹏年、翁方纲、胡高望、王时敏、张照、梁同书、白松麟、石韫玉等人墨迹。

清咸丰十年(1860年),太平军入杭州,大多寺宇被毁,灵隐寺仅存天王殿与罗汉堂。灵隐书藏中的珍贵藏物大量流入民间乃至湮没。

自此之后,住持是贯通,他是天竺法镜寺僧,到了灵隐寺后重修联灯阁、大寮、库房等房屋,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圆寂。继贯通法师做住持的是昔征和尚,他在灵隐寺住持十年,曾得到盛宣怀的护持,于宣统二年(1910年)重建大雄宝殿,高十三丈五尺。建殿木料是清廷从美洲购买而得,原系修理颐和园的,因时局不稳,无法整修,故而南运杭州,修建灵隐。这是灵隐寺在民国以前的最后一次整修。

民国6年(1917年),又建大悲阁。之后住持是心融法师,毫无建树。民国9年(1920年),慧明做住持,他自己以脱略著称,将全寺事务交由监院却非打理。民国19年(1930年),慧明示寂,却非继任,锐意整顿,重修翠微亭、春淙亭并天王殿,使寺宇旧貌换了新颜。

民国25年(1936年)冬,罗汉堂失火被毁,前代所遗之物,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韦驮像了。民国26年(1937年)11月,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,市民逃难到灵隐与天竺。经十字会设难民收容所于灵隐,收容难民五六百人,嘈杂无序,惨不忍睹。当时灵隐寺内的客堂、伽蓝殿、梵香阁及东山门,都因难民夜半失戒于火而被毁。

却非和尚眼见处境艰难,暂去上海避世。寺庙无主,情形更见窘迫,寺僧无以为炊,常露饥饿之色。抗战结束后,却非和尚返回灵隐寺,虽说退居二线,然仍主操寺务,于1948年冬圆寂。

解放之后,由于灵隐寺大殿遭受白蚁蚀蛀,大殿正中部分倒塌,佛像被压毁。1952年夏,由民政厅组成“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”主持修复工作,由政府拨款,经两年多时间,大殿终于竣工。有关大殿佛像的塑造问题,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。

50年代时,灵隐寺的住持是大悲法师,他率领寺僧参加土改、镇反、抗美援朝三大运动,将百亩土地交公,并废除“子孙制”等不合理制度,实行“十方丛林制”,整饬寺院戒律,并要求寺僧诵经学佛,锐意进取,一改以前寺僧散漫习气,使灵隐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。十年浩劫之初,一股破“四旧”的狂风震撼着宗教界,灵隐寺受到极大的威胁,所幸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,发来“灵隐寺暂加封闭”的电报,才使灵隐寺逃过大劫,得以保存下来。

1975年,因接待国宾需要,经国务院批准,于当年11月开始进行全面整修,共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。寺内佛像,全部贴金,石塔与经幢等进行保护性整修,并对飞来峰造像进行修补。这项修复工程于1980年结束。虽说寺宇重修,但这段时期,“左”的思想影响仍很严重,寺庙中反映出不少与寺规不相符合的问题,如寺庙只能作一般的浏览景点,不举香火,不准跪拜,严重影响了名刹的形象。此时,大悲法师已经圆寂,继他上任的是尘空法师,然因寺内大多僧众被遣散回了原籍,一时间变得寺大僧少,只得设法找回原有的一些僧人,但那些僧人仍心有余悸,顾前瞻后,不安心于寺庙,弄得寺内规制松弛,宗风不振。加上寺内经费没有来源,生计维艰。

改革开放后,宗教政策深入人心。灵隐寺的面貌也为之一新。1982年,实行“双轨制”,对外有“十方丛林制”,内部实行民主管理,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。经费来源方面,通过实行“门票制”(香花券),能自给自养,并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。1987年开始实施《灵隐寺总体规划》(即十年规划),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,监院根源、继云、体严率两序大众,并得到海内外众多佛弟子的护持与关心,全面整修了大雄宝殿,将佛像进行了重新贴金工作。

1998年,木鱼法师出任灵隐寺方丈,他引领一些有才识的僧众骨干,充分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,按“伽蓝规制”,纵深布局,完善古刹的庄严氛围,重建了藏经楼。清浙江巡抚阮元在灵隐寺建立“灵隐书藏”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,可惜该楼毁于太平天国战火。时隔一百四十余年,新建的藏书楼规模更大,藏经更加丰富,品位之高,前所未有。与此同时,重建了罗汉堂。

2007年,光泉法师住持灵隐寺后,加强寺院管理,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,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建设,使灵隐寺以更加崭新的面貌焕发出了新时代的风采。光泉法师于2011年10月8日正式荣膺灵隐寺方丈,并举行了隆重的晋院升座法会,千年古刹,一朝名蓝得主;法门重光,灵隐法席相续。

从慧理禅师开山至今,灵隐寺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,几度风雨,几度春秋,风霜雨雪搏激流。寺宇可毁,人心未灰!经过历代僧人的不懈努力,灵隐寺屡毁屡建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网站:http://www.lingyinsi.org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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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讨论
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海众安和,佛法常隆。国泰民安,世界和平。
sdfdf
* 匿名 评论 大同极乐寺
666
发图
戒行法师
不识庐山真面目,敬佩
自定法师说法声音洪亮,法理清楚,相貌庄严,赞叹德才兼备
在全中国建立广泛的佛教讲堂 讲经说法 利益人民 阿弥陀佛